[转帖] 【人文】25岁底层程序员的残酷物语[3P]

投递人 itwriter 发布于 2022-01-17 16:07

　　文丨财经无忌，作者丨山核桃

　　一个完全不同的、被折叠的程序员生存图谱在今天这个时代产生了。

　　一侧是，由于技术的优势，程序员被视为一个有权利的群体；另一侧却是，他们也被认为是边缘的、没有权利的一群人。

　　与那些头顶着光环的“互联网英雄们”相比，在那些看不见的深处，存在着大量身处在外包、外企甚至是仍等待在培训班里备战的“程序员”们，他们大多在 25 岁左右，他们的境遇像是一面镜子——正面是技术发展下的巨大的市场用人缺口，反面是这一职业下的焦虑、梦想或迷茫。

　　在如今的中国，与经济增长相映照的是中国 IT 产业的飞速增长，超四万家软件企业组成了一个体量庞大的“软件帝国”，与“世界工厂”的隐喻类似，中国程序员——这一数量巨大的劳动群体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革新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事实上，来自领袖的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文，坦言“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

　　无论是学者抑或是程序员自身都在用一个形容词这样形容自己：“齿轮”。一个关键问题产生了：当一个快速运转的复杂机器打开了自己的开关，且再也合不上，里面的齿轮究竟该如何自处？

　　内卷前夜：灿烂、光明与焦虑的“缓冲层”

　　“我看见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里尔克

　　这是一场还算愉快的火锅局，桌子上一共有 5 个人，他们稍显稚嫩的面庞提示着一点——他们大多出生在 1994 年后，而这个节点恰巧是中国互联网诞生的前夜。

　　他们即将从事的行业正与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IT 从业者——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职业。

　　蒸腾的白气升上来，五双筷子跃跃欲试。最先开口说话的人叫做李东，他曾是一家知名乳企的经销商，尽管学历不高，但凭着出色的社交能力，很快成了一个区域的小领导，他说起话来带着某种早熟的意味：“你信不信，只要我几句话就可以让你来上课？”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 00 后，因为年纪小，桌上的人喜欢叫他小刘。用李东的话来说，这个 00 后天生一副“学霸样”。但事实上，在学历社会的评价标准里，他的成绩并不算拔尖。他是一所二本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出身，因为毕业找不到工作，又恰好碰上疫情，索性又开始选择回炉重造。

　　在火锅的翻滚中，话题很快由生活转向学习，不知为什么，有人开始发问。

　　“请你讲述一下计算机网络的七层。“

　　“请介绍几种常见的状态码。”

　　“在你的前端项目中，你是如何找出性能瓶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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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环境很难不让人想起曾经讨论热烈的高中课堂，提问与回答交织，甚至掺杂着某些争吵。等待所有的问题提问结束，在场的人放下了筷子，李东和其余四人开始往回走，那天是 2021 年的平安夜，天空开始下起小雪，他们即将前往一家本地的职业 IT 教育学校。

　　在如今的中国，IT 业的就业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新的数据显示，2021 年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达到了 796 万人，这一数字几乎是十年前的十五倍。就业火热的另一面是关于“程序员”所构建的共同想象，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跨国公司，中外合资企业抑或是数以万计的中小型 IT 企业，都是重要的造梦者。李东提起“程序员”，脑海中所浮现的是一群自带创业与冒险光环的“企业家英雄们”。

　　这些英雄们的故事是这样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在深圳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大二学生迷上了C语言：“我们最终是靠C打天下的。”据同学们回忆，“他经常把机房计算机的硬盘锁死，连管理员都打不开。”类似的英雄式的故事框架也同样发生在另一位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身上，这位湖北伢儿对电脑编程的独到理解让他成为了当时武汉电子一条街上的名人。

　　前者的名字叫做马化腾，后者的名字叫做雷军。

　　这些“企业家英雄”的故事不时会出现在李东和他的朋友们的四周，激励着他们继续向前。但在梦想之外，他们选择来到这所培训班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看得见的高薪。

　　王艺是“五人组”里的唯一一个女生，幼师出身的她，在幼儿园工作两年后选择跨界入行，坐在大约六十平方米的阶梯教室内，王艺回想起自己的工作有点不耐烦：“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千七，每天需要工作 12 个小时，随时需要回复家长的电话。”

　　来到这里后，培训班的老师递给她一张招生宣传册，双手比划着向她承诺未来的就业情景，王艺至今仍记得 22 页上的内容——一张被名字挤的满满当当的“就业成绩表”上，平均薪水到达了近两万，且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计算机专业背景。

　　“为什么我不可以？”当这个念头逐渐从王艺的内心浮出水面，她被鼓舞了，然后选择了留在这里，开启了为期大半年的程序员学习。

　　但模仿一个成功者的生长轨迹是困难的，宣传册里所展示的就业前景是一个被包装过的展示商品。宣传册下的现实，培训班的日子显得传统、枯燥而乏味。

　　王艺所处的培训班是一家已成立近十年的职业教育机构，在全国各大城市均有校区分布。在这座南方城市，聪明的商人们将“王艺们”安置在一个产业园的灰色写字楼内，拥有三层楼。长长的走廊里，左右两边纵深地分布着三四间教室。

　　每一间教室里，大约能容纳近五十人，空间稍有些逼仄。透过桌面，很能辨别出座位主人的喜好与性别。有的桌面上放着各式各样的装饰品，有的座位上则放着最新款的键盘，在指尖敲打的过程中，发出荧荧的光。

　　王艺和李东的作息表是固定的。上午从八点半开始，十一点结束；下午从四点半开始到六点半结束，每天晚上都会有晚自习。在教室最前面，是一个颇为显眼的手机收纳袋，王艺在每天上课前会把手机放进去，上课是不允许带手机的。

　　课程的安排节奏很快，一种模块式的学习方法——先学概念，然后就围绕项目开始实操，从 HTML5、CSS3 再到 JavaScript，纷繁的概念里，没有人告诉她这些概念背后的原理。班主任甚至发了一本近一百五十页的“面试宝典”，有时他们会在早读的时候被老师提问。

　　这就有了在火锅店里出现的“提问”场景，但所有人似乎都享受其中。从来到这所培训学校的第一刻开始，他们就主动参与了一场加速跑中，谁能率先到达那个终点——一份合适的工作，谁就能成为梦想中的高薪程序员。

　　就像处于一条工业流水线，“王艺们”是程序员的“半成品”，而背后的“操盘手”正是 IT 培训学校。无论是传统 IT 培训机构如北大青鸟，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达内教育，抑或是新秀如头顶“中国A股教育行业 IPO 第一股”光环的传智教育，无不在其间承担着重要角色。

　　“无数人期盼改变命运，教育无疑是公认的捷径。”这句出现在传智教育宣传片内的话语被疯狂传播，如北大青鸟的“学 IT，好工作，就读北大青鸟”的广告语类似，成为了 IT 职业教育疯狂跑马圈地的注脚。

　　输送的人才数量成了 IT 职业巨头们暗中角力的关键。

　　最新数据显示，北大青鸟为 IT 行业输送了近 85 万人才，传智教育则为 30 余万。王艺想要知道的是，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万分之一。

　　李东很少有焦虑的时刻，高压的销售经历早已让他习惯了一切，这里反而是一个释放压力的“缓冲层”。他能熟练地说出那些外行人听不懂的 IT 词汇，偶然被问到“逃课”的原因，辩解的理由也是“我基本上都会”。

　　如果项目的难度太大，李东的解压方式就是找个偏僻的地方抽根烟。王艺则不同，因为这所培训学校的地段很好，一个路口过后就是热闹非凡的小吃摊，王艺最喜欢的是一家鸡蛋灌饼店，八块一个“全家福”，在逃离了幼师的岗位之后，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属于自己的时刻了。

　　但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在真正成为程序员之后，内卷、焦虑与抉择才刚刚开始。

　　当火种熄灭之后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疯狂时代，那是一个短暂而幸福的时刻，理想主义者可以得偿所愿。”

　　——《硅谷之火》

　　成为一个程序员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有人提供的故事是一部“爽文”，主角叫做孙玲，大多数人是从一篇名为《出身湖南山村，我用十年，从深圳流水线走到纽约谷歌办公室》的刷屏文章里知道她。

　　标题起的猎奇，人生的经历却励志。但从农村走出来的孙玲一点也不喜欢“励志”这个词，后来在接受《人物》采访时，她否定了自己人生的戏剧性，认为自己选择编程的理由就是“编程的世界很简单”。

　　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同样在入行三年的吴哲身上显现。

　　高二的时候，吴哲拥有了自己的一款小米手机，那是他第一次对编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网上的社区，吴哲按照网友的操作提示，成功卸载了手机自带的软件：“当时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手机里自带的系统软件是全部可以卸掉的。”

　　跟着操作指示，通过逻辑思维来执行，这正是编程的“确定性”之美。

　　格雷格·威尔逊，一位编程界的“艺术家”，在自己的《美丽的代码》一书中这样形容：“我第一次看到程序可能不仅仅是计算机的指令。它们可以像制作精良的厨柜一样优雅，像吊桥一样优雅，或者像乔治·奥威尔的一篇文章一样雄辩。”

　　为了追求代码之美，吴哲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争吵。因为高考失利，他的分数线仅够一所普通的本一院校，当他义无反顾的选择计算机专业时，家里人却极力反对。

　　“家人对这个专业的概念非常抽象，当时很多的专业都是金融。”但吴哲不愿意妥协，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他摔门而出，但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那是 2016 年，“程序员”的热度依旧在升温，只是普通的中国式家长对于这一职业并未有具象的了解，但宏观来看，“数字经济”产业地位正在上升，2016 年它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 30%。

　　互联网大厂也在疯狂扩张，将“校招”的时间线越推越早。字节跳动官方招聘公众号也在 2016 年发布了第一篇文章——《把 AI 逻辑推理提高 100 倍的青年是如何炼成的》，在这篇人物稿里这样强调：

　　“他在微软和 Facebook 实习过，现在，为了了解国内的人工智能现状，他正在今日头条的实验室里跟机器对话。”

　　人们对“机器”的讨论越来越多，所带来的却是象牙塔的学生的迷茫与困惑。

　　刚入学的时候，吴哲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是 Java。作为已有 26 年历史的编程语言，相较于部分起步较慢且门槛更高的编程语言，Java 以“一次编写，随处运行”的特点便很快受到了 IBM 等科技巨头的欢迎，甚至被誉为“一项会极大影响微软未来的技术”。

　　吴哲的考虑很实际。一方面 java 的热度尚属巅峰期，另一方面他统计了各大企业的招聘，发现 Java 在企业中也非常受欢迎。

　　由于大二时，学校里的基础性课程里并没有 Java，为了能够得到更丰富的实践经历，吴哲参与了一名教授的项目，主要围绕安卓 app 的研发，这个项目让吴哲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入门者”：“我以为我真的能够搞出一些东西了。”

　　但很快，技术的风向又转变了，现实与理想间的鸿沟被残酷地摆在了他的面前。大约在 2017 年末， Python 在国内突然火了。由于兼具简单与功能强大的特点，也更为专注于“如何解决问题”，受到了一大批程序员的亲睐。从小众语言到大众语言，CSDN 社区内关于 Python 的讨论屡见不鲜。

　　吴哲像是被打了一个闷棍，彻底懵了，又开始从头学，但是又害怕学不到任何东西。抱着学习而迷茫的态度，他开始在各大招聘网站海投简历，但由于学历等原因，最终只有一家创业公司向他投来了橄榄枝。

　　这是一个校企合作的创业公司，主业务是人脸识别。走过曲曲绕绕的楼梯，吴哲到达了公司所在地——一所本地 211 工科院校的学院顶楼，他对这段实习经历印象尤为深刻，但却格外矛盾。

　　一面是“边缘人”的角色属性：“你说我真的学到什么东西了吗？其实没有，过去就是帮着看一眼东西，再弄一点东西，包括也会去做一些杂活累活，比如搬仓库，什么活都干。

　　一面是自我暗示的成就感——“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待了两三个月后，整个大概流程我逐步了解了，比如开发阶段到底要做什么。”

　　在实习中能找到成就感，95 后的测试工程师陈颖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创业公司，抑或是外包公司，这些新生的技术型企业为象牙塔的年轻人们提供了一个“过渡地带”，即便是含金量不高，抑或是没有名气，但在无形之中总能为他们职业升级作出铺垫。

　　陈颖毕业于一所大专院校，到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里，她才对自己的专业——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点燃这把火的是，是一位从 985 院校聘请过来的实践指导老师。此前，陈颖能够通过学校的制度得到一些工作岗位的分配，比如客服等，但陈颖并不满意，当她去询问老师是否有更好的推荐时，老师却说：“能给你们这个岗位已经很不错了。”

　　陈颖突然觉得，这种从内部而生的歧视或许会伴随她的一生。

　　但她并不服气。

　　这位实践指导老师给了陈颖很多的鼓励，他建议陈颖可以绕过学校，尝试自己去找一些实习岗位。陈颖通过联系自己的学姐，找到了一家外包公司，这家公司与头部互联网大厂有项目合作，她觉得自己会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但变化突然到来。陈颖到来的一个星期后，头部大厂将这一项目收回，她所在的部门直接遭到了解散。因为公司无法短时间为这些员工安排更多的岗位，她身边的很多人选择了离职。

　　东莞成了改变陈颖一生的关键转折点。

　　改革开放后，由于早期承接台资 IT 产业，东莞一加工贸易起步，以外源经济代工，逐步形成了 IT 产业集群的集聚。同时，由于毗邻深圳，东莞也成为大企业转移业务的新选择。从 2018 年起，华为将部分业务从深圳总部迁出，在东莞设立了华为终端总部与华为南方工厂。在松山湖溪流背坡村新基地内，任正非曾多次来到这里勉励研发人员，菜鸟与京东等大厂同样在这片软件热土上有所布局。

　　陈颖来到东莞的时候，几乎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同样也对自己的所要负责的项目一无所知。就在犹豫要不要结束实习的过程中，领导将她派去了东莞，支援一个整机测试的新项目。

　　她清楚的记得，到了东莞之后，先是签订了一个保密协议，同时在进入办公区域后，身上不能带有任何的通讯设备。

　　陈颖进了一个对接日本运营商的项目组，但由于时间必须要跟着客户走，陈颖的生物钟完全错乱了。“平时我们上班的时间是在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但是往往一直是上班时间没有活儿，到了六点半的时候突然来活儿。”

　　异乡的孤独加上工作的重压，陈颖变得压抑。她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但是那段时间里，她几乎没有时间说话，也找不到人说话。

　　火种就这样被熄灭了，那位老师带给陈颖的鼓舞逐渐被日常的琐碎所消磨。

　　吴哲在结束了自己的实习后，进入了一家金融数据公司做数据交换。起初他很喜欢这里，工作强度并不高。但一两个月过去了，他渐渐觉得不对劲了。每次到了晚上九点半的时候，领导会拉着他去开会，吴哲需要做的是将领导口中“不贴合实际”的东西落地。

　　但每到设计到一半的时候，项目就会被上级领导不断推翻、再重启、再推翻。这种循环大概持续了四个月，吴哲每天需要陪着领导参加各种会议，写会议纪要，但最后所有的想法都被推翻了。

　　季度考核的时候，领导的一句“没有产出”如同一盆凉水，彻底浇灭了他所有的雄心壮志。

　　“我现在跟小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这行，普通从业者的话，其实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去面对各种奇奇怪怪的要求，你要去想办法去改这个，去改那个，我做的活基本上也都是没有价值的体力活。”

　　吴哲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齿轮”，跟随着不可控且不确定的生产线而转动，当这种个人境遇融入时代的宏达母题下，形成了一个时代的分化——一面是巨大的缺口下，总有人进来；另一面确实进来之后，成为了一个毫无价值的“齿轮”。

　　被折叠的底层程序员

　　“人们被阶级与出身分隔其间，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无穷循环的城市戏剧。”

　　——《北京折叠》

　　事实上，使用“齿轮”这一隐喻带着强烈的批判色彩，在一些关于 IT 产业的相关研究中，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

　　人类学者项飚在其“全球猎身”的研究中也发现，印度 IT 程序员在“猎身”的过程中做着 IT 苦力，不但工作毫无创新性，得到的工资也非常微薄。学者夏冰青的民族志研究也表明，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工作者处于社会的底层，且不断沦为全球分工体系中无足轻重的“小齿轮”。

　　这些学者所要展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且被折叠的程序员生存图谱。一侧是，由于技术的优势，程序员被视为一个有权利的群体；另一侧却是，他们也被认为是边缘的、没有权利的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存在着“数字劳动”分工的可能性。

　　今年 28 岁的周凯在一家外企做程序员，外语专业出身的他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跨行进入程序员行业。比起“程序员”，他更喜欢称自己是“码农”。

　　“科班出身的（计算机专业毕业）鄙视其他专业转来的，自研的鄙视外包的，头部大厂鄙视小公司，互联网公司的鄙视传统软件公司，鄙视无处不在。”

　　某种程度上，这种自嘲构成了底层程序员的生活底色。

　　与进入头部互联网大厂，或是通过培训成为一名程序员不同，周凯并没有遵循这两条如今看来较为传统的职业路线。2017 年左右，当时恰逢一家日本母公司在中国招程序员，由于手头上没有别的 offer，并且高中就是理科生的周凯对编程有着天然的亲近。在国内定向培训三个月后，周凯去了日本，在为期一年半的工作里，他对程序员这个行业有了全新的理解。

　　很明显的是，在国内速成式的培训内容完全无法让他适应整个工作节奏。当时还是新人的他，有一次需要独立开发一个功能，但是由于涉及到架构的内容，不开源也不提供技术支持，他问遍了同组的人，查询了国内外的网站资料也没有找到解决措施。由于日本程序员大多是全栈开发，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都要参与。从前端到后端，从设计、编码到测试，这些都是周凯日常的工作内容。

　　后来通过连续几周加班到凌晨，一点点看文档调试代码，周凯才终于过了这个坎儿。“我当时是新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是心急火燎地难受，甚至想立马逃离办公室。”

　　这是底层程序员的痛点之一。吴哲这样形容：“如果是普通的程序员，他不需要考虑架构，只需要将自己当成一块儿砖就行了。”

　　用一个更通俗的比喻来看，“架构师”决定着一个房子怎么建以及怎么设计，而普通的程序员只需要根据图纸来建房子。

　　“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一种体力活。”

　　能真正成为架构师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技术更迭的太快，一个普通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人们口中的“大神”越来越少，就像是孙玲之后，人们再也无法找到下一个孙玲。取代孙玲的、带有光环的则是“华为天才少年”或是“天才少女”的故事。另一方面是，企业的短期利益就是赚钱。在盈利的前提下，哪怕是顶级技术人才，或许也会随整条产品线而消失在“烧钱”后节衣缩食的寒冬里。

　　程序员本身就是一个业务驱动的职业，在那些或多或少被神化的“技术改变世界”的故事里，能够被看见的程序员少之又少。

　　越来越被压缩，越来越被折叠，也越来越有落差。

　　一名微信产品经理曾用段子掩盖了这种落差：“19 年寒窗苦读，清华毕业，万中挑一进入大厂，加入了最精英的微信团队，最后做了一个炸屎功能。”

　　这是一个曾经引起用户广泛热议的功能，当你丢进一个表情包，屏幕上将会在震动的同时涌现出新的呈现形式。

　　段子之外，大多数的程序员并不是那个造梦的人，而仅仅是造轮子的人。

　　在离开金融机构后，吴哲进入了一家外企，对接东南亚的业务。他所感受到的是，在国内大厂与小厂，小厂与外包之间“技术鸿沟”外，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差异也在加大。一次偶然出差前往总部，根据领导的需求，吴哲简单地做了一个用以收集数据的问卷页面，但领导对这一技术表现了赞赏与震惊。

　　但到了吴哲这里，这是一个被他嫌弃的项目：“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容易，我只需要花一天不到的时间，我甚至不敢对外说，我做过这个项目，因为它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算是一个作品。”

　　在日本呆了一年半之后，周凯也选择回国，他给出的理由是”不想呆在舒适圈里”。与国内程序员们所固有的年龄危机不同，周凯发现，日本公司里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程序员比比皆是。而且，很多日本程序员都会选择在一家公司干很久。“无论是在编程语言上，还是在技术上，包括在眼界上，在国内能刺激自己进步。”

　　在思考了这个问题后，2019 年的年底，周凯搭上了回国的飞机，几乎没有丝毫的留恋。

　　“焦油坑”下的新抉择

　　“过去几十年的大型系统开发就犹如这样一个焦油坑。很各种团队，大的小的，都一个接一个淹没在了焦油坑中。”

　　——《人月神话》

　　当认清现实以后，现实则变得更为残酷。

　　2021 年，曾经曾容纳诸多程序员的大厂开始进入“寒冬”。爱奇艺裁员比例高达 20%-40%，，蘑菇街裁员比例高达 80%，技术部门尤其是此次蘑菇街裁员的重点。在职场 app 脉脉里，每天都能刷到程序员主动离职或被裁的消息。无论是互联网大厂，抑或是在线教育与地产公司，曾经疾驰的车轮都开始放慢脚步，甚至是紧急刹车，即便是程序员也同样难逃周期的魔咒。

　　一个关键问题就此浮出水面，谁来接住这样一个程序员？

　　当现实变得更为残酷时，底层往往是最先醒过来的人。

　　陈颖从东莞回来后，进入了一家更好的外包公司。在这里，她可以直接与这家小厂的本部员工对接。整个部门的气氛很好，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说话了，又重新变成了一个爱说话又爱笑的人。

　　她对这个行业不再保佑幻想，也拒绝无意义的加班。她的周围的新人老人来来往往，有人每天都会加班到很晚，但是陈颖不会：“如果觉得加班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就只加半个小时就走了。”

　　她年纪不大，只是想着能够攒钱去做自己更爱干的事情。现在，她正在准备成人自考的考试，“未来，我其实想从事传媒行业。”

　　吴哲也拒绝内卷。进入到外企后，他至今仍记得那天，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他在六点半下班后，给自己做了一顿还算不错的晚餐，吃完了之后，看了自己喜欢的番。他很久都没有“生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本就是他可以拥有的东西。

　　周凯的焦虑时有时无，他觉得自己会一门语言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他们对接的业务量正在减少；但好处是，只要疫情过去，在这个“一切都是平”的世界，不会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就连还在培训班里的王艺与李东似乎也并不会担心未来，他们是处于这个内卷前夜里的“半成品”，但在这里他们收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

　　王艺觉得，学一门技术总归是有用的，她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有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会感谢“技术”的价值，因技术而诞生的他们因技术的快速迭代而焦虑，但同样看见了它的普惠意义。

　　在没有成为程序员之前，吴哲是一个内向而社恐的人，但是程序员间独特的共创文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他所在的程序员的群里，每日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吐槽：“大家每天都在吐槽，但是有人还是热爱。”

　　周凯现在所在的外企向残疾人群体提供了很多的岗位。在工作日里，周凯都会看着那些拄着拐杖行走在办公区的残疾人程序员，他们在工作上的积极态度有时会让周凯心生敬佩。

　　“技术真的给他们一条新的出路。”他又联想到自己，技术又何尝不是给了他一条新的路。如果再给他一次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周凯仍然会选择投身这场大潮：

　　“我不仅会继续选择成为一个程序员，而且会以更明智的职业规划，更清晰的技术提升路线，和更勤奋的学习态度来抓住这个时代馈赠给我的机遇。”

　　他说的没错，这场时代的红利，有的人坐上了头班车，有的人还抢着坐末班车。但无论如何，在这场由技术掀起的大潮里，永远都是现实主义者的胜利，未来也是如此。那些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程序员们的青年们在内卷的前夜找到了与这个时代和解的方式——在成为一个程序员前，你必须成为你自己。

来自: netsmell.com



低生育率下的互联网公司：一面鼓励，一面逃避  

螺旋实验室

2022-01-17 11:16  





作者丨天宇

编辑丨坚果

封面来源丨图虫创意

没有带领恒大走出泥潭的任泽平，在为人口问题献计献策的道路上又倒下去了。

在发表“印钱生娃”、“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等惊人言论后，1月12日晚，任泽平的官方微博被禁封。与大部分人仅将任泽平的言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同，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似乎找到了知己。

1月12日，梁建章公开表示：“当前印钱鼓励生育是可行的”，并且认为任泽平的观点还是有些保守，“每年两万亿不够至少需四五万亿”。



在互联网企业纷纷响应政策，为提高生育率贡献绵薄之力的时候，执掌携程的梁建章仅仅站在一旁让政府印钱，似乎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1 为什么都不愿意生了

任泽平和梁建章都认为印钱可以直接提高生育率，但事实上，从外国的经验来看，这种策略并不能奏效。

以韩国为例，12月15日，韩国政府公布“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自2022年开始将给拥有0-1岁婴儿的家庭每个月补贴30万韩元（约1792人民币），2025年这一数字会进一步上调至50万韩元（约3000元人民币）。此外，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

但是这并未缓解韩国低生育率的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显示，韩国生育率为1.1，连续两年排名全球倒数第一。

那么低生育率到底和什么有直接的联系呢？

经济学博士、2021知乎新知答主chenqin分析世界银行1970年-2010年以及241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生育率与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婴儿的死亡率有直接的联系。

据chenqin统计，20-24岁的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生育率将下降 0.36；儿童的死亡率每下降10%，生育率将下降1。一个国家的年轻女性教育水平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化，可以决定该国 80%的生育率。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正是高学历女性的主要聚集地。以互联网行业的典型职业产品经理为例，腾讯问卷发布的《2020年产品经理生存报告》显示，87.2%的从业者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2016年9月，在央视《遇见大咖》节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给怀孕女性带来的压力。

当时，刘强东带领京东高管与员工一起聚餐，时任京东副总裁杜爽满眼泪水地对刘强东说：“我怀孕9个月了，没请过年假，也没请过病假”。刘强东则回复道：“说实在的，你们休假也给兄弟们一点机会，有时候不要认为自己就是说一天不在了， 整个部门就散了，不会的”。



耐人寻味的是，对话发生9个月后，在京东奋斗八年的杜爽就黯然离开了京东。

02 态度不一的大厂

既然公司对员工不友好，那么政策就不能不站出来了。

2021年中，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最新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同样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相关政策发布不久，我们就见到不少互联网公司积极跟进。

比如，2021年末，阿里巴巴集团就宣布了多项员工福利升级方案，其中员工一胎产假由原来的128天延长至158天；二胎、三胎产假延长至 188天。

甚至连裁员过冬的快手都没有忽视相关制度的建设。2021年末，有媒体称，快手推出“生育礼金”政策，生孩子最多可得到3000元奖励，并推出父母免费体检计划及父母陪护假，提供带薪育儿假并延长产假。

京东最新公布的《京东集团集体合同（草案）》也显示，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为符合条件的女职工提供额外三十天全薪产假，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不过在这些公司积极健全产假制度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互联网厂商“不为所动”。

比如2021年中，几乎与“优化生育政策”相同步，“盲盒之王”泡泡玛特在招聘时就被爆针对女性调查是否有生育计划，并要求填写计划时间。对此，有网友表示：“一个消费群体几乎都是女性的公司，还公开歧视女性。边赚女人钱，边侮辱女性？”

事实上，这并不是个例，《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近七万份有效样本中，有58.25% 的女性应聘过程中 “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27% 的女性求职时被“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

2021年11月，腾讯升级员工关怀方案，仅仅针对全体员工推出了长期服务感谢金、退休荣誉金等福利，并未针对女性群体推出更友好的生育制度。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对人口问题极为上心，力挺任泽平“印钱生娃”的梁建章，不光没有在携程同步建立保障女性生育权利的政策，反而还对外表示：“延长产假政策不应该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因为这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反过来也会影响女性的就业”。

2021年Q3财报显示，携程营收53亿元，经调整EBITDA（税息折旧摊销前利润）为5.37亿元，资金储备为676亿元，较2020年期末增长约13%。

携程本身就有充足的现金储备，但是却要让国家印钱促进消费以及提升生育率，梁建章简直是“借花献佛”的典范。

03 制度仍待完善

事实上，女性生育制度并不是个孤例，从这个切片放大，我们恰恰可以看到整个互联网行业存在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2021年，脉脉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行业员工平均年龄低于30岁的企业超过50%。以腾讯为例，作为一个有三十四年历史的公司，其年龄超过五十岁的员工不到90位，占比仅为0.17%左右。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在人口红利的背景下，互联网公司没有动力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比如上文提到的京东副总裁杜爽，之所以不敢休产假，或许是因为害怕休完产假后，“副总裁”的位子被“兄弟们”霸占了。

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也显示，2020年，互联网行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排名末尾。其中，未来发展空间不乐观，是拉低互联网行业员工幸福感的主因。

也正因此，互联网员工能做的，只有不断地跳槽。中智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企业员工平均主动离职率为9.7%，其中互联网行业排名首位，达到了12.8%。

在经济上行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固然能享受人才高替代率的红利，但是随着经济的下行、流量触顶，认清现实的广大互联网从业者也开始逃离互联网。

猎聘大数据显示，2020年初，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再次择业时，投递互联网企业的占比仅为15.13%，同比下跌2.64%。麦可思研究对“中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调研也显示，毕业即进入“大厂”的学生中，工作五年后，70%的人已经离开。

从更稳定、更有保障的公务员行业，更难感受到“逃离”的趋势。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达到了212万人，同比增长40.39%。

说到底，公司和员工虽然是简单的劳资关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又是相互成就的——没有一代代互联网人的贡献，互联网公司也很难铸就一个又一个市值辉煌。

因此，目前摆在互联网面前的，其实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完善女性生育制度，助力社会整体生育率的提升，其次，也要通过硬性的政策保证休产假员工的职业轨道不会出现偏离。

而从目前来看，在有关部门的号召下，有的互联网企业甚至连第一个问题都不愿解决，长此以往，整个行业终归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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